杭州的王利安在村子里有一处晒谷场。这处晒谷场是他待了一辈子的地方，可这片土地，却在两次建设中悄无声息地变了模样。

2019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把晒谷场圈进了规划，一夜之间，166平方米的地坪被推平改建成了停车场，那道他亲手垒起的166米围墙、那30株看着长起来的雷竹，也随之消失。这个七旬老人还没来得及缓过神，2021年11月，推土机又开到了家门口，15.36平方米的砖瓦附房、22.5平方米的院落地坪被拆掉，最后交到老人手里的，只有423元“补助”。

两次拆除，既没有一纸书面决定，也没有一份补偿协议。老人想不通：自家的地、自家的房，怎么说没就没了？他想讨个说法，可手里既没有决定书，也没有合同，无凭无据四个字，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他挡在了维权的门外。几年辗转，诉求一次次石沉大海。

2025年1月16日，王利安老人走进了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委托律所指派的吴国亮律师代理自己维权。

听完王利安讲述的案情，冠领律师为老人定下了“三步走”的办案思路：先用政府信息公开，把补偿标准和“政府从未制作过拆除文件”这两件事固定下来；再用书面申请加复议，形成可诉的行政行为；最后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解决时效难题。

2025年1月22日，律师代理王利安分别向五个部门同时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多数部门答复信息不存在这看似是坏消息，但在冠领律师眼里却恰恰成了有力的证据：连一份像样的拆除文件都不存在，恰恰证明两次拆除从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与此同时，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公开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参考标准》、临时安置费标准、房屋重置价格评估参照基准。然而仅有上述文件显然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律师指导王利安向本村村民收集多份证人证言，形成无可辩驳的证据，充分证实案件的发生经过以及责任主体。

3月24日，冠领律师代理王利安向相关部门邮寄了两份《行政补偿申请书》，对方签收后却杳无音讯。律师遂于6月21日代理王利安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案件的转折，藏在一份喜忧参半的复议决定里。

9月26日，上级部门责令相关部门限期处理，却在决定书中认定：这份名为补偿的申请，实质上属于行政赔偿诉求，已落入《国家赔偿法》的轨道，而国家赔偿的时效只有两年。就在同一天，相关部门顺势作出两份《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主张拆除系村委会实施、与自己无关，王利安对房屋没有合法产权，且早已超过两年时效，申请被全部驳回。复议赢来的，看似只是一纸必须答复的义务，而答复本身，却是一份冰冷的拒绝。

面对这套环环相扣的说辞，冠领律师没有气馁。10月25日，他代理王利安就两份决定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语中的地指出被告的要害混淆了补偿与赔偿。他援引最高法有关案例裁判要旨指出：违法强拆致损，被征收人既可选择行政补偿，也可选择行政赔偿，相关部门作出的赔偿决定应视为对补偿申请的回应；又援引最高法其他案例强调，不应因违法强拆而免除相关部门的补偿安置职责。本案走的是补偿的轨道，不应当被套用国家赔偿两年时效的枷锁。

2026年1月，考虑到本案原告王利安方拥有完整证据链、充分的政策和法律依据，法院建议被告调解。经法院组织诉前调解，双方就晒谷场、附房等全部损失一次性达成协议，相关部门提出了19万元的补偿方案，而王利安通情达理，最终只领取了11万元，款项当日到账，两案同日结案。

事后，老人在沟通群里连发了好几条消息表达感谢。随后，他还特意寄来写有“精通法理明是非、仗义维权显担当”的锦旗。

撰写人：杨佳钰

审核主编：段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