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天津的魏凌君（化名）在当地有一处房屋。2012年5月14日，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推进，他与村委会签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方承诺交付魏凌君数百平安置房。签约后，他及时腾出了老屋，交出了钥匙，满心盼着新房落地的那一天。

可那一天，迟迟没有来。

安置房一年年推迟，各类奖励补助分文未付，从承诺中的短期回迁，到遥遥无期的等待，一晃就是十二年。对魏凌君而言，更深的坎还在后面早在2007年他就入籍澳大利亚，定居悉尼。2023年12月13日，有关部门发布的告知书像一盆冷水浇下：因魏凌君已入籍澳大利亚，不再属于村民，房屋安置无法办理，相关事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请自行向法院主张。

看到消息后，魏凌君辗转难眠。他托人多方打听，最终在2023年12月26日委托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起诉维权。律所指派律师吴国亮、茹小山承办此案。

初次沟通，隔着时差与重洋多有不便，但冠领律师没有丝毫懈怠，依旧耐心对话、及时回复。两位律师反复研判卷宗，很快看清了横亘在面前的三重困局：其一，魏凌君已入外籍、不再是村民，房屋安置在政策层面走不通，必须转换思路，主张货币及产权置换权益的兑现；其二，村集体财力薄弱，即便判了货币补偿，短期内也根本拿不到钱；其三，若只诉村委会，只能走民事途径，即便胜诉也难以执行。

冠领律师反复研究，定下了破局方案：以有关部门实际组织实施拆迁为由，将其列为第一被告，把有财政能力的有关部门拉进被告席；将村委会作为协助实施主体列为共同被告，让将来的执行有处落脚。

办案思路虽有了清晰走向，但证据缺少却成了本案的短板。于是，冠领律师先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挖出了关键文件：告知书、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实施方案及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安置补偿方案公告。拆迁的行政征收属性由此确立。

律师又调取有关部门的相关公告、《致还迁安置村民的一封信》等资料，证明还迁工作由有关部门亲自负责；还提取出有关部门自行保存的房屋调查测量表、告知书中相关表述，更坐实了有关部门应为被告。至于魏凌君身在海外的身份难题，律师则通过悉尼公证人公证并办理附加证明书逐一补齐。

2024年3月3日，案件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然而法院以案涉协议并非行政协议、有关部门并非适格被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对方也据此主张，村委会才是签约主体，有关部门与本案无关，外国籍当事人的安置诉求更于政策无据。

面对失利局面，两位律师代理魏凌君提起上诉，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展开论证，逐一击破上述判项。

2026年2月9日，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上诉人魏凌君与被上诉人达成一致意见并由天津高院作出行政调解书予以确认：魏凌君应享的拆迁补偿权益由长女享有，享有应还迁面积373.82平方米，选定某小区四套91.23平方米住房；剩余8.9平方米共计折价5万余元，两年内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12.8万余元。

这一刻，魏凌君十四年的等待终于在法律的护航下，化为了女儿手中实实在在的安居之所。2026年9月，魏凌君特意托女儿为冠领律师赠送了锦旗表达感谢。

撰写人：杨佳钰

审核主编：张冠彬